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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平生:在高寒山区社教.上篇

任平生 私人史 2023-02-10
守护民间记忆

在高寒山区社教
上篇

© 任平生/文

1.去社教

  1964年,全国各地开始社教了。社教,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,是国家的头等大事。进了1966年,开学了我们却没上课,要去社教了。这是我第二次走出大学校门,去的是甘肃农村,要做的是压根儿没作过的社教工作,人还没去呢,心先提了起来。
  我的大学生活色彩意外地多。我只想读书,但身不由己,无可奈何,。
  第一次走出象牙宝塔是在1965年春。大学在我们系选调了一些男生下连当兵,在青铜峡21军62师185团。一个半月时间,我们和战士们住在一起、吃在一起、训练在一起,开会在一起,眼界大开。可惜团里没给我们发军装,走到哪儿都是一片绿里夹着几点蓝几点灰,刺眼。
  走队列、刺杀、扔手榴弹……一系列训练是不用说的了,一个也不少。没想到还安排我们参加了实弹射击。啊哈,难得的机会,好不兴奋。我卧倒,两腿分开,仔细瞄准,扣扳机,“砰!”地一声,我这辈子第一枪打出去了。诶?怎么没报靶?我等啊等,等啊等,像过了一个小时。有人在旁边说怕是脱靶了。突然,我看见报靶的使劲来回挥舞小旗,然后高举不动,十环!哈哈。我窃喜,心中有底了,稳住枪,“砰!”又是一枪。报靶小旗马上高举不动,十环!“砰!”,九环!3发打了29环,战友们惊奇得瞪大了眼。可惜我胳膊没劲,跪姿托枪不稳,立姿更差了。还好,9发打了60环,刚刚够上个优秀,小小一个得意。
  一天半夜,突然哨子凄厉吹响了,紧急集合!全团杀出去了。天上信号弹横飞,地上乌压压的阵列迅速行进,威压巨大,像扑出去的猛虎。60年前后,少数民族地区时发叛乱。我有些紧张,但严令我们留守。战友们加入战斗了吗?我惦记着。天亮了,才知道是个军事演习。演习完了,我们的当兵生活也结束了,演习给我们的下连生活画了个圆满的句号。
  回到大学,我们给全校做汇报。先正步散开,和天安门广场红场上的卫兵一样,“立正——”“向右——转!”“正步——散开!”我们踢正步,“嚓嚓嚓嚓”,一个人比一个人差两步,依次散开,就像个大弹簧,越拉越长。然后表演刺杀。同学们都说挺像回事儿的。
  我的生涯里有好几个压根儿想不到的“空前绝后”,这是第一个。我们下连时,大学说我们是先行者,是第一批,以后要形成制度,不断选派大学生去部队锻炼,提高思想觉悟。说这话的人哪里知道计划赶不上变化,社会就要开始动荡了。我们是第一批下连当兵,也是最后一批,以后再也没有我们这样的了。

  我这次是第二次走出大学,却是第一次下陌生的甘肃农村。我是个傻乎乎的学生,要参加这伟大的运动了,神圣感油然而生。
  大学生参加农村社教是国家的安排。我们大学64年10月到65年5月是第一期,8个月。65年9月到66年3月是第二期,半年。我们是第三期。
  我早早向已搞过社教的同学请教了。他说社教讲政治,严肃,纪律严格,千万不能违反;要注意生活作风,不能胡说乱讲;要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……他说得严肃,我听得认真。听了下来就是两个字:严和苦。能苦到什么程度?我从来不怕苦。倒是纪律严明这一点要注意。第一次下农村,农村的事,社教的事,都不明白,可别傻乎乎做错了。
  说话间就要走了,心里七上八下,什么感觉都有,就是没有喜悦。我按要求带好行李衣物等一应东西,这是第一次参加这么大的运动,不敢胡写乱画,我有意没带笔记本。几十年后的今天,想给我的社教生涯写几句话了,就只能凭残存的印象涂鸦了,好在我记性不错。
  66年2月10日,我们走出了大学。以为就要下生产队了,没想到先得在县城集训。榆中县不远,就在兰州的南边,一个小小的县城,从西北到东南,斜斜的一条,房舍很破旧,没什么可看的,整天在集训点开会。
  兰大有几个系在榆中社教。我们住在一所中学里。把课桌拼起来,刷刷几下打开行李就睡下了。到底是下连当过兵,打打行李只是区区小事一桩,立马可得。榆中地方高,海拔2000米,刚过立春没几天,很冷很冷,冻得人手都伸不出去。没有烤火的炉子,白天尚可忍受,夜里可就苦了,褥子太薄,身子下面冰凉冰冷,一直到后半夜才能暖过来一点点。咬牙忍着吧,春天就要来了。
  集训是统一思想提高认识。我们整天听报告,学习社教文件,不懂的事情很多。社教,后来改叫四清了,是党中央部署的、刘少奇亲自抓的工作,是全党全国的头等大事,1964年起在全国城市和农村大规模铺开。1965年初党中央发了文件,《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的一些问题》,说前面社教运动中打击面过大。城市和乡村的社教运动今后都改叫四清运动了。有什么区别?我不大明白。听了前两期社教情况的介绍,说很多公社大队生产队班子全烂掉了,情况触目惊心。我很吃惊,朗朗天下竟然有这样的事?
  我们吃大灶。一个长长的大院子里露天摆了许多方桌,没有凳子,我们站着吃饭,一桌8个人。饭很简单,大部分是包谷面发糕,包谷面糊糊,有时候一桌给一盆蒸鸡蛋,自己舀着吃。早餐的菜固定不变,是凉拌生红萝卜丝。有一天天阴得很重,我们正吃着饭,雪却纷纷扬扬下了起来,大大的雪花落在生萝卜丝上,不化,就那么摆着。我盯着看,萝卜红,雪花白,红白分明,煞是有趣。大家都默默地吃着,没一个人说苦,以后怕连这也吃不上了。
  中学在县城的边上。按说该开学了,可没学生,不知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原因。学校南边有条小溪,一大步就可以跨过去,水很清,流水潺潺。在甘肃,河可是很少见的稀罕物。听人说往西走有个小电站。我对水电站有兴趣。在青铜峡,没机会参观那有名的水电站,至今想起来还很遗憾连连。我想,要是小河水量充沛,修上个小水电站该有多好。既可发电日用,也可以在清清的湖里荡舟,还能养鱼,一举几得。瞎想了一阵。我们没有休息日,又不能随便出外,到底没看成小电站。我们住屋的灯泡一会儿亮,一会儿暗,暗的时候灯丝发红,连人脸都看不清楚。可能电站的功率太小了吧。
  集训了近一个月,就正式下队了,我们班要去的是榆中县马坡公社。
  马坡?名字怪怪的。一说到蔡锷,我就想到他的字——松坡。古人还说“结茅深处傍松坡”。松坡,浓郁松树满山遍野,别有一番韵味,好不雅致。那我们的马坡是什么意思?
  3月5日,来了辆敞篷大卡车,我们连人带行李装了满满一车,走了。毕竟是涉及全国农村的大运动,要去的是一个陌生的新环境,等着我们的是从来没做过的全新工作,不由得有些紧张。没人说话,更没人说笑,只是默默坐着,看着四周景色变化。
  出了县城,汽车一直往西南方走。走了一阵子拐向西行,一直在上坡,车开得慢,越走越高。走着走着突然走到一个树林里了。路两边全是松树,很大的树,像在大森林里穿行。大松树笔直向上,很多、很高、很粗,得两个人才能抱得过来。来甘肃几年,看惯了光秃秃的白塔山皋兰山,猛地见到这满山遍野的大松树,我呆住了。我只在电影里见过漫山遍野的大松树,歌儿都唱着“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,森林里住着勇敢的鄂伦春……”我可一点都不知道,在兰州的近旁,也有古老高大的松树林海。那一片浓绿,那养眼的美丽绿色,好不教人吃惊。听兰州的同学说这是有名的兴隆山,夏天很凉爽,兰州有名的疗养地都在这儿,庙里还有成吉思汗的铁枪呢。
  穿过兴隆山,大松树没了,两边又是土黄色的大山了。车子继续往西爬坡,走了一阵子,到了。
  马坡公社的院子就在公路北旁,一个东西向的大山沟里。公社院子坐北向南,有点破烂。公社院子的东边,有一些破旧的房子,像个小小的街道,我估计是医院、供销社什么的吧。
  公路的南北两边全都是山。公社院子的背后,紧挨着一座小山,不高,有一二百米高,没树,一棵也没有,连小草也很少,整个山光秃秃的,就那样坦露着黄白色的肚皮,像个大窝窝头?太阳一照很有些刺眼。
  有人在喊,“去窑沟的,哈班岔的,马坡的同学下车了。”我们几个人下来了,背着行李,提着脸盆,静静站在一边,没人说笑。公路一直向西方延伸,有的同学还得坐车往前走,去羊寨张家寺大队。
  按社教工作队的安排,一个生产队只能去一个学生。以后就没有学校这个系统了,打乱了,一切都得听社教工作队领导。生产队有人来领人,同学们都走了,各去各的队。我去的是马坡大队。一听名字就知道了,就在公社的所在地。我去二队。
  有个农民来领路,我跟他走了。出公社院子,跨过公路,往南走,上了个小坡,山坡左边有一片房子,乱七八糟一大片。小坡右边是一个打麦场,农民停在一个小屋前面,这次可真到了。
  马坡公社是有名的高寒山区,海拔高,2660米。兰州海拔1500米,皋兰山高五百米。从兰州起,一大步迈了皋兰山那么高,就到了我们集训的榆中,海拔2000米。再迈它一大步,又是一个皋兰山那么高,就到了我们马坡公社。
  我遥想,倘若立在兰大校园里远望马坡,怕是在云雾飘渺间了,那我们就是那云中散仙?这么一想,还真有点浪漫。
  马坡在兰州南边,稍偏东。其实离得不远,直线距离才三十公里,不过中间隔了一带大山,山高沟深,公路只好绕大圈了。兰州——三角城——榆中——马坡——张家寺——阿干镇——兰州,整整一个南北向的大椭圆,兰州是长轴的北顶点,低。马坡是长轴的南顶点,高高在上。跑一圈刚刚一百公里出头。

2.马坡二队

  我到的地方是生产队的打麦场,平平的,有两三个篮球场大。靠西边有一溜房,好几间,面朝东。我们住的是最靠北的一间,是饲养员住的小屋。其他几间是牲口圈,喂养着生产队的老牛和驴,能听见牲口在喷鼻。
  房子很小,除了一扇炕什么都没有。过道很窄,人要过都没法错身。已经住下了三个人,男的,都是工作队。两个靖远县干部,一个个儿高,脸黑,姓张,不苟言笑,他负责我们队的工作,是小组长。还有一个干部。我忘了他们在县上原来是干什么工作的了。还有一个小伙子,很年轻,我们都叫他小金,是农村积极分子。
  一个小炕睡了我们四个人,挤得满当当的。那两个干部的铺盖已经摆在正中间了,剩下了炕两头。我问他们炕什么地方最凉?他们说炕尾,在最里边。我说那我就睡炕尾吧,我怕热。小金只好睡在一进门叫炕头的地方了,身子下面就是烧炕的炕口。
  我从没睡过炕,第一次闻见那独特的老炕土味儿。那味儿太特殊,浓重辛辣,熏得人受不了。它的吸附力特别强。只要你在炕上睡过几天,那老炕土味儿就满身都是了,你走到哪儿它跟到哪儿,掸吧掸不掉,拍吧拍不掉。没有办法,要住半年呢,忍着吧。
  第一次见面,大家都坐在炕上说话。老张人很严肃,很少有笑容。他告诉我,生活不能搞特殊化,不能腐化,这是有规定的,他们主动选择了这看牲口人的破房子。后来熟了,他们告诉我,他们特意找这地方,图的是自由,睡早点起晚点都没关系,旁边没杂人,说话也随便。
  不知道老张他们以前搞过社教没有。他的话里,好像对农村的情况很熟悉。马坡社教的主力是靖远县的干部、农村积极分子以及我们学生和老师三大块。
  小金个子不低,和我差不多。他老含着腰,胸挺不起来的样子。很年轻,才是尕娃(土话小孩)一个,不到二十岁。脸白,说起话来,总是囔囔囔囔的,发音不清晰,鼻音很重。他以前没有工作过,这是他第一次出来工作,什么都不敢说,什么都不敢做,像个小孩子,只是跟在那两个靖远干部屁股后面跑。
  小金是农村积极分子。这是社教中的一个特殊身份。过去城乡区别很大。人一生下来,就有个看不见的天然鸿沟卡着你,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截然不一样,一辈子如此。农村青年要变成城里人,也就是变成城市户口,只有一条路:上技校上大学或者当兵提干,否则跳出农门是根本不可能的。可社教这个特殊的环境,特殊的工作,就给了一个特殊的政策。农村青年,只要你能参加社教运动,身份就是农村积极分子了。如果表现好,结束后就可以转成国家干部了。是不是有点“朝为田舍郎,暮登天子堂”的味道。用现在的话说,是从农民直接转成了国家干部。当然,能当上农村积极分子的人很少很少,贫下中农成分是不用说的了,还有其他条件。小金没什么能力,连话都说不清爽,怎么能当上积极分子?农村积极分子是怎样遴选的?我不知道,估计得有点办法才行。
  住下来了,我站在打麦场上,张望我生活的环境,陌生的农村。
  天很蓝,蔚蓝一片,没有一点尘埃,但很冷很冷,在房里还能凑合,出去可就受不了了,到底是高寒山区啊,名副其实。
  公社大院在一个大山沟底,在公路的北侧。公路还在向西蜿蜒爬行。
  我们的房子高,在公路南侧的山坡上,该有2700多米了吧。环顾四周,我马上发现,在南边,远远有一带山,不是土黄色的,是黑压压的,好像长满了树,很多,满山都是,一直往西逶迤而去,看不见尾。海拔这么高的地方,竟然有长满树的山?我好不惊奇。是什么树?不知道,一定要找机会去看看。不管是什么树了,有树就好啊。在甘肃,树可是个大宝贝,像这样满山都是树的景色极其少见。有树的地方水自然多,有水就有粮,好事啊。来甘肃几年了,除了刚才看见的兴隆山,这是第一次看见满山都是树,看得舒服,养眼。
  我转身低头朝东北下方看,模模糊糊能看见公社大院的屋顶,像在大沟里。抬头往北面望,看见的就是公路北边的那座土山了,寸草不生,一片土黄。往东边高地看,有一些农舍,那儿是别的生产队了,该有我的同学在驻队吧。往西看,地势渐渐低了,没有农舍了,只有大山和高高低低的耕地。咦?怪了,公路的北面是土黄色的山头,寸草不生,而隔了条山沟就有这么多树。咫尺之间,一绿一黄,景色如此悬殊。怎么回事?
  我们二队社员的家屋都在打麦场东边,零零散散,没有中心,没有什么格局,乱七八糟一片,和我脑子里“绿树村边合,青山郭外斜。开轩面场圃,把酒话桑麻”的农村完全不一样。往东方远看,就是山坡了,坡上有耕地。往西看,地方很广阔,全是耕地,坡地,高高低低,逶逶迤迤直往西方而去。南边,在大片耕地之中有两户人家紧紧挨在一起,孤零零的,像是被人踢出去的一样。再往南走,就该上山了。
  初到马坡,奇怪的事很多。这儿属高寒山区,2700米高,冷是肯定的了。我的棉衣一直没脱,好在风少,还过得去。马坡没河,没水渠,雨水也不多,我们队的地却很潮,不知道从哪儿来的这么多水。
  要吃饭了。按严格规定,工作队只能在农民家吃饭。一户一天,轮着来,叫吃派饭,由生产队长分配。农民做了什么我们就得吃什么,不能挑三拣四。那时候我还不知道,我的命运坎坷,这辈子吃派饭的日子多了去,吃了好几年。
  那天我是第一次吃派饭,也是第一次吃甘肃农村的饭,好奇是不用说的了。石队长领着我们去他家,一直向南走。马坡的春天来得晚,地已经化冻了,路上净是深褐色的泥浆。去他家的路很难走,石队长穿着农村很少见的半高腰雨靴,在黑褐色的泥浆里走,“扑哧扑哧”响,泥浆没过了脚面。我们没雨靴,就挑干的地方,捡人还没踩过的地方走,走着走着,眼看就要到南边那两户孤零零的人家了。
  石队长说,冬天天冷,地会上冻,硬邦邦的,老䦆头都挖不开。这种景象,我在描写北大荒的文章里见过,在青铜峡也亲身遇到过,没想到在干旱甘肃竟然也有,匪夷所思。
  来石队长家以前,老张已经告诉过我了,在二队,张是大姓,人多。生产队三个官:队长保管会计,都是他们的人。我们要去的这家姓石,是小姓,贫农,外地来的,来得晚,一直受原队长的打击排挤。现在我们要全力扶持石家小伙子了,他已经当上了队长。他背后那家的小伙子当过保管,下台了。
  石队长的房子坐西朝东,另外那家坐东朝西,背靠着背。
  我们进去了。房子不高,平顶,土墙,黄土屋,没粉刷。我们进去的不是这家的堂屋,不大,很空,没有顶棚,抬头能看清房顶上苫的笆子。一进门左手是扇土炕,能睡四五个人。右手是空地,随意放了些东西。看得出来,这家人比较穷,连躺柜——也就是放在炕上的半截柜——都没有。不知道这是不是老张要扶持这家小伙子当队长的原因。
  没说多的话,脱鞋,上炕,四个人分三面,围着小炕桌盘腿坐下了,一个挨着一个,再多一个人都坐不下了。石队长没露面,他父亲个子不高,脸黑,不瘦,脸虚泡泡的,穿着件旧棉袄,看不出颜色,满脸堆着笑容,特意出来陪我们吃饭,他辈分高,显得正式隆重。
  饭来了。是青稞面饼子和糊糊。青稞,大名震耳啊,我在徐怀中的小说——《我们播种爱情》——读到过,可我还没吃过藏族同胞的青稞面呢。等大家都拿上饼子了,我也伸手拿了一个。饼子碗口大,一指厚。我掰开看,颜色发青。书上写的青稞面就是这种颜色吗?我拿在手里,咬了一口,嚼了嚼,马上发现异样了。那饼子是发面的,可嚼在嘴里,一点也不光溜,像掺了沙子似的,我嚼了半天,嚼过来嚼过去,下了个决心咽了下去,直剌得嗓子疼。我赶快喝了口糊糊冲了一下。以后就要吃这样的饭了,习惯了就好了。
  靖远干部老张咬了口饼,脸马上沉下去了,问这面提了多少麸子?
  石队长他爸陪笑站在旁边,不和我们一块吃饭,赶快回答:“没提麸子没提麸子。我们穷,粮少,面一磨好,把麸子又倒回去了,不提麸子不提糠。”
  老张什么都不说了,只是默默吃饭。他脸本来就黑,再一沉脸,活像个黑脸包公。石队长他爸什么也不说了,默默站在一旁,陪着我们。吃完饭,我们当即交清了今天的饭钱和粮票,这是规定。
  回去走在路上,老张说了句,“这家人够穷的了。”那不假,喂猪的麸子都给人吃了,还有什么可说。
  我们在牲口圈的小屋里开了个会。老张很严肃,直接说工作上的事。第一步,是访贫问苦,在贫下中农中秘密扎根串连,摸底排队,重组阶级队伍。第二步,把领导权从阶级敌人手中夺回来。张姓的人不能用了,队长保管会计全下台。之后,就揭盖子,查四不清。再下一步的事以后再说,领导会安排的。我们依靠的是大队贫协主席和刚才那家的小伙子,石队长。
  说了一会工作就睡下了。没有洗漱,以后就得习惯不刷牙不洗脚的日子了,和农民一样。可能是累了,我一躺下去就睡了。到底热炕好啊,身子下面暖暖的,舒服极了,一觉睡到了大天亮。
  我睁开眼,窗户纸发白,天亮了,下队的第一夜睡得真不错,比榆中学校里好得太多,我伸了个大大的懒腰,忽然发现窗户下黑乎乎一大堆,是什么啊?我仔细一看,是小金,他披着被子,盘腿坐在炕上,像和尚披着袈裟坐禅。我小声问他怎么不睡啊?他愁眉苦脸,一筹莫展的样子,“炕太热,睡不成,我把褥子都支起来了,透气,还是热得睡不成,炕烫得厉害。”那两个干部也都醒了,看着小金的狼狈样子,大家哈哈大笑了好大一阵子。
  老张说:“人家烧炕的怕你冷,把炕烧的热热的,你还不领情?”
  老张怕我不懂,就给我解释。小金睡的是炕头,他身子下面就是烧火的地方,是整个炕最热的地方。这儿的人穷,睡觉没有褥子,更没有被子。晚上睡觉了,炕上铺上片毡,身上再盖上一片。没钱的人家就光着身子睡在炕席上。炕烧得热,这面烙热了,翻过身,再烙那面,整夜就这样来回烙。我们都有褥子。一铺褥子,炕的热量散不出去,肯定热了。厉害的时候,能把褥子烧糊。
  老张对小金说,“今天给烧炕的说说,让他少塞些麦草。”
  用热水瓶昨天剩的水润了润毛巾,擦了把脸。新的一天开始了。
  社教,或者叫四清,是个大事,只要一说这几个字人就严肃了,没人敢掉以轻心。我们几个人平时很少在一块说笑,都是天天忙着做分给自己的事,忙碌紧张的气氛贯穿始终。
  我是个学生,奉命参加这个伟大的社教运动,各个方面都得小心注意,可不能做错了事。从下队的那一天起,和同学们断了来往。学校和工作队早打过招呼了,不要胡串门,只是埋头做自己该做的事吧。

3.贫协主席

  第二天起来,去另外一家里吃饭,这是石队长安排好的。这家让我们在堂屋炕上坐下了,也没有给我们吃掺了麸子的饼子。我心中一动,什么也没说。吃罢饭,我们去大队贫协主席家里拜访。
  老张说这儿的贫协主席姓李,当然是真正的老贫农了,根正苗红。他是这一带的大名人,去县上和地区开过很多次贫下中农代表大会,领导接见过,很多人都知道他。在二队,不管谁当队长也得给他三分面子。
  李主席家不远,几步路就到了。李主席等着我们。他是个干瘦老头,个儿不高,留两撇山羊胡,下巴上也有一缕。不爱说笑,很严肃。
  他家是个四方院,整整齐齐,房子坐西朝东,太阳已经高了,一缕阳光正照亮了住房。他的房子可比石队长家好得太多,又高又大,进屋得上两层青石台阶。窗子大,敞亮,房梁又粗又直,是正儿八经的三大间的堂屋。炕大得多,能松松活活睡下六个人。这里竟然有这样好的房子?他哪里有气力盖这样好的房子?恐怕连个房梁都买不起。我估计这是老地主的房子吧,土改时分给他了。房子虽好,但只有一点点摆设和家具。有八仙桌和躺柜,但都旧了,有些破败,到处是灰尘,好像没人打扫。
  我们上炕坐好。老张给李主席介绍我们的工作。李主席到底是见过大世面的人,他只是听,没说什么话。我们说说也就完了。
  李主席不管谁当队长,他向来从不介入生产队的具体事务,只是当他的贫协主席,当他的名人,两袖清风,什么具体事都不管。他当然没有经济问题,肯定是工作队想依靠的对象。但是他绝口不谈二队的事,一个字都不说。你就是问他他也不回答。别看李主席是个老农民,到底经得多,有他的处事方法。我们想依靠他的想法落空了。哪怎样打开二队四不清的盖子?
  李主席不说话,我们没办法,闲谈了一阵,只好出来了。只见屋檐下吊着一株大大的物事,红萝卜大小,形状和人参差不多。问李主席这是什么,李主席说是当归。问为什么吊在这儿?他说,每天早晨起来,蘸上第一泡尿,上下捋捋,药性好。说完有点不好意思的样子。有这样的炮制方法?我前所未闻。
  过了些日子,李主席的儿子从外地回来了。小李,个儿不高,二十多岁的一个青年人,脸粗,黑红黑红,像是历经沧桑的样子。话多,爱说笑,和李主席截然不一样,他常来找我们说笑。
  过了几天,小金调去别的队了,没说原因,估计是找了个更适合他的地方吧。别看他什么都不会干,肯定有人在后面保护着他。炕上有空儿了,我们还没有发邀请呢,小李自己就挤了进来,从此以后,他天天晚上来我们这儿睡觉,聊大天。他说我们的炕热,睡着舒服。不知道他从哪儿拿来个小枕头,他穿着衣服睡在炕头,什么也不盖,连个布丝也没有,还说他们这儿都是这么个睡法,这面睡热了,翻个身,再睡那面,烙饼似的。
  这人和他老子大不一样,是个自来熟,一来就嘻嘻哈哈,说个不停。他的嘴里没有禁忌,什么都敢说。队上的事,公社的事,别人家的私事,社会上的事,没有他不知道的,一说起来就打不住。许多事我们都是从他那儿知道的。看得出来,小李和他爸关系不怎么样。他说和他爸说不到一块,他不想在农村干活,李主席嫌他没出息。
  我们问他在外面干什么工作,他不好意思了,声音低了,嘴里咕哝起来了,说也说不清楚的样子,好不容易搞清楚了,他什么都干。问他在哪儿干活?他又咕哝起来了,声儿低了,说哪儿都去。再问别的,嘴又不利索了,简简单单一件事,他半天也说不清楚。说了好大一会,我们才搞明白了,他心里清楚着呢,是不好意思说,原来他是个盲流,换句话说,是个流浪汉。他到处跑,终日行走社会,碰见机会了,给人干点杂活,混个肚儿圆。65年66年,甘肃省配合社教运动,专门下了文件,外出人员必须回去搞四清。他在外面呆不住了,家里也再三去信叫,他只好回来了。
  老张挺遗憾。这样的人,虽然是贫农,也不能当积极分子和依靠对象,那就权且听他胡吹乱说吧,能给我们提供些情况也好。
  小李的嘴里,自然是男女情事多了。他絮絮叨叨给我们说二队的事:
  “我们这儿,跑婆娘是常事。你们公家人把那叫乱搞男女关系,我们叫跑婆娘。我们这儿男人都跑婆娘,各找各的,各有各的路。
  一天在打麦场上,两个女人为了一件小事吵了起来,越吵越厉害,眼看要打起来了。一个老汉大声喊了一嗓子:‘吵啥哩,吵啥哩,谁年轻没有跑过婆娘。’一场大战一下就没有了。都知道这个女人的男人和那个女人胡搞,在我们这儿,跑婆娘是常事。
  我们队谁都搞不上的女人只有一个,就是那个地主的儿媳妇。这女人上过中学,是我们队里文化最高的,懂道理,知羞耻。嫁过来了,男人是公家人,在外面有个好工作,她整天呆在家里,很少出门。
  队长看上她了,常常大半夜去找她,没安好心。她家穷得很,连院墙都没有。她没办法,队长去了,她只能紧闭房门,不敢不理队长,怕人家以后使坏心眼整她。队长来了,她隔着房门回队长的话。队长说说这个说说那个,絮絮叨叨,说个不停,话里面很喜欢她。她只能胡乱应付。天天都是话一说就说得很长。队长说我渴了,给我点水喝。农村没秘密,谁家有什么东西都知道,队长知道她有个热水瓶。在我们二队,热水瓶可是个宝贝,一般人家没有。她没办法,只好倒了一碗水,从门槛下猫进出的洞洞里递出去。话可以说,门绝不能开。队长一说就很长时间,她只能应付。
  她的公公婆婆,就是那老地主,在对面房里睡着,四五米远的地方,一声大气也不敢出,怕得罪了队长。”

4.斗四不清干部

  64年,王光美去桃园蹲了点。回来就推广她的桃园经验:先扎根串连,访贫问苦,组织阶级队伍;再开展背靠背的揭发斗争,斗四不清;第三步进行阶级教育,开展对敌斗争;最后进行组织建设。一共四步。我们在县上集训时学的就是这个,现在跟着人家走,亦步亦趋。
  王光美对农村社队干部的基本估计是烂透了,她来就是解放群众的。像搞二次土改一样。她找块地,数数长了多少个茄子,然后乘以全部面积,求出总产量。再查账,看收入了多少。差额就是社队干部贪污的了。这样做下去,自然“贪污犯”就很多了。听人说他们把社队干部抓起来,逼供信,搞体罚。
  地方干部说,前两年,文件不断下达。前面有个《十条》,正在执行,忽然说不要了,新换了个《十条》。为了区别,就叫《前十条》和《后十条》。65年初又出来个23条,说要清帐目、清仓库、清财物、清工分,统一叫四清。没过几天,又改了,改成了清政治、清经济、清组织、清思想。有什么区别?我没有搞清楚。脑子里满满装的是数学和力学,一下子跳到政治和经济上来,懵懵懂懂。我到了还是没搞明白社教和四清有什么不同。为什么不叫社教改叫四清了?现实里,许多人还是顺口叫社教,我也是这样,惯了。
  我们这一期社教的劲头没前两期大了,大呼隆的气势也小了一些。上级说前两期打击面太大。那这一次怎么搞?人嘴里不敢说,心里在嘀咕。新文件新精神不断下达,我的思想总是跟不上形势。像王光美那样搞,有几个人不是四不清干部?我只是心里想,不敢说。
  桃园经验是标杆,都得照着来。我们按照桃园经验,把姓张的一伙干部一股脑儿干了下去,重新配齐了队长保管会计贫协组长和妇女队长,阶级队伍就组成了。工作进入第二阶段:揭盖子,斗四不清。
  开始战斗了,忙得不可开交。用农村干部的话说是:两眼一睁,忙到熄灯。一句话,没有休息,也没有一点自己的时间。用一个字概括,忙。用两个字形容:很忙。
  斗四不清的关键是查账。仔细查账才能发现问题,发现问题就好做了,一切水到渠成。我们的老张关起门来查账,这是最关键的工作,是四清成功与否的关键。他关上门自己一个人做,我们各干各的。
  白天,我和社员一块儿劳动,生产不能停。我和社员一块儿起粪,也就是把牲口圈的粪土起出来,换上新土。晚上,我和另一个靖远干部一块组织社员开大会,斗争下台干部,让他们交代问题。二队没有大的公房,只能在前任队长家里开批判会了。他家地方大,炕上地下,坐得满满当当的,开他的批判会。
  每一次,我们先说说全国形势,说全大队的运动,说完了就让前任队长交代。下台的队长姓张,中年人,中等个儿,很普通的一个人。他总是不好好交代,有人领着呼口号,让他老实交代,口号不断,气势不小,一直干到深夜。天天如此,从不间断。不过没有打人的事发生。
  前任张队长家里一看就富,炕上铺的厚毡,有躺柜,上面高高地堆着被褥,家道很殷实,比石队长家富得太多。他家买东西的钱从哪儿来?前任张队长说他家劳力多,工分多。没人相信他的话。再说了,以前队长保管会计一伙全是他的人,他们中间捣鬼了没有?我们斗了很长时间,他一点不松口,账上又查不出来,怎么办?还得斗,加劲斗。有一次,社员喊着让张队长的老婆站起来交代问题。大家大呼小叫,她就是不站起来,坐着不动,大家很生气。事后她才说,她的腿早软了,瘫了,怎么用力也站不起来了。
  工作队老张希望早点斗出来些四不清事,再往下一步走就顺了。他一直在查帐,没发现重大问题。二队太穷了,除了种庄稼,没有副业。也就是说没有来钱的路。收了多少粮食,卖了多少公购粮,钱都花在哪儿了,就那几笔账,找不出来问题。是他们账做的好,我们找不出来问题?还是确实没有大的四不清问题?怎么办?还得斗,让他们交代。
  我们的工作一进村就开始了,持续了很长时间,天天都斗四不清干部。要是打不倒四不清干部,就是我们工作的失败。没办法,只有斗,天天都斗。
  我整天在队里忙,除了白天劳动就是晚上开会。我接触到的人,除了工作组,就是石队长和几个积极分子。我们工作组几个人有时也闲扯,但很少。工作很多,有闲扯的那功夫,不如早点睡觉。现在回想起来,我连这几个干部在县上是干什么工作的都忘了。记住的只有工作队的紧张忙碌的工作。
  我们刚进村不久遇了个不大不小的事。要四清了,文件规定所有外出的人必须回家搞社教,少一个也不行。我们二队有个人总在娘家呆着。老张让队上传话,让她马上回来参加四清。工作组的话还是有权威的。一天天擦黑,她从娘家回来了,走到村口不走了,哭哭闹闹,说死去呀。这是当地的土话,要自杀的意思。老张中年人了,有经验,说去几个人把她抬回来。真抬着回来了。一进门,什么事都没有了。
  事出有因。那家人姓王。老王头五十出头,壮实,在下一辈前不苟言笑。家里人多,劳力多,家境殷实。老王头动不动就哼哼唧唧,不是这儿疼,就是哪儿痒,赖在家里享清福。生产队把他没有办法。
  这儿农村早晚两顿饭,从十点一直干到下午四五点。地远,中间休息都不回去,在地头歇歇说说话就算了。那一天老王头儿媳妇趁中间休息回家拿什么东西。大中午,村里没什么人,静悄悄的。儿媳妇回来了,老王头一看周围没人,把儿媳妇按倒就做起了那苟且之事。合该他倒霉。从来不中途回家的儿子也回来了,当场撞见。儿子恶从胆边生,抡起老䦆头要砸死他。老王头一下子吓跑了,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,媳妇没脸见人,回娘家去了,说再不回来了。
  老张说,这种事不是没有,被儿子抓了现行的可真不多。她不是不想回来,只是没脸进这个门,硬抬进来就没事了。果然如此,日子又过了下来。
  说几句以后的话吧。1967年夏,北京同学来了,约我去兴隆山玩。我们坐公交到阿干镇,没有汽车了,步行到马坡,住在李主席家。李主席说你们走了,姓张的队长又上台了,全换上了他们原来那班人。红卫兵把地主的腿打断了。李主席的儿子早跑了,不知道去哪儿了。我们相顾默然,无话可说。

5.苦荠菜

  马坡地势高,到底是高寒地区,天寒地凉,种不成麦子,只能种青稞。我还是第一次看见青稞呢。
  别看这儿是高寒山区,土地一样的金贵,全种的青稞,没人种菜。你要是问怎么不种点菜啊,农民总说菜长不好长不好,好像很舍不得种的样子。其实根本原因是上级不让种。村里墙上到处写着大标语,“以粮为纲”四个字最显眼。这是全国的大政方针,我们自然不敢多嘴。
  在农村,最宝贵的是自留地,马坡一样。大田只种青稞,自留地也种青稞,还种了不少大豆。马坡人说的大豆就是蚕豆。在我的印象里,蚕豆是南方的作物,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不就爱吃蚕豆嘛,为什么在这2700米的高寒山区也能长得很好?唉,不明白的事太多。
  不管走到哪儿的农村,自留地最重要,马坡一样。大都种的青稞,吃饱肚子第一。此外就是大豆了。马坡的大豆长得特别好,可不是留给自己吃的,收下大豆,用锅炒好,背上一袋子,去兰州城卖,能捯饬些需要的东西,旧衣服旧鞋什么的。石队长的半高腰雨靴是奢侈品了,估计就是这样来的,一般人舍不得买。那平时吃菜的事怎么办?没想到吧,天无绝人之路。那儿的农田里只长一种野草,当地人把它叫苦荠,苦苦菜。它的外形和我认识的荠荠菜有些差异,叶子边沿的锯齿状缺口不明显。
  青稞苗长出来了。婆娘们摩拳擦掌,要开始薅草了。这是一年的大事,全队婆娘齐出动,像个大战役,指望着能多挣几天工分。
  薅草——这是当地对除草的叫法。妇女是主力军,三大件必备:蒲团,小铲子和筐子。到了地边,婆娘们坐在蒲团上,一边说着东家长西家短的闲话,一边用小铲子剜下苦荠,顺手扔进身后的小筐子里,小筐子用绳子系在腰里,拖在身后。眼前的草薅完了,人都不用站起来,屁股一抬,蒲团往前一挪就行了。她们上午出工,中午在地头歇歇,下午才收工,一干就是一天。收工了,把锄下来的苦荠背回去,一背一大筐。洗一洗,烫一下,加些盐和醋,马上就吃上了。光景好的人家,还能再加点油泼辣子,添个味儿。
  我们二队地潮,水多,苦荠疯长,能长得比菠菜还大,一尺来高。吃不完的,顺手放到灶后的缸里腌上,wo(土话,腌的意思)酸菜。要是还能剩下,就扔到房顶上,任由小风把它吹干。
  薅草这活,从小苗开始,一遍一遍干,一直干到庄稼高了,人进不去地了为止。苦荠菜,一吃吃一年,没挑头,除了这没别的菜。
  苦荠,或叫苦苦菜,外形和我们喜欢吃的荠荠菜差不多,味道可就大不一样了。它的味道只用一个字就说清楚了——苦,尤其是干苦荠菜,简直是苦得无法下咽,真正的苦不堪言。在二队,我吃过的蔬菜就一样:苦苦菜。
  我奇怪,苦荠菜能长菠菜那么大,如果种别的菜能长不好?那时候的宣传画上,一个西藏女孩抱的包包菜有脸盆大。那还是在拉萨,气候比马坡差多了。马坡要种菜,肯定能长得好。
  我们没有去薅草,那不是男人干的活,但我们经常下地,和队长说说队上的事,和农民们聊聊天,笼络感情。
  女人薅草,男人清牲口圈,是夏收前的两大任务。起圈是男人的活,很累。大长一个冬天,牲口圈里,粪啊垫的土啊抛洒的饲料啊积了厚厚一层。得趁这个时候清理出来,堆好,等以后上地。上地是土话,意思是往地里送。那时没有化肥,牲口粪是肥料的唯一来源,都很用心。还得给牲口圈换新土。庄稼一长起来就没时间了,要准备夏收。我事不多,就和男人们一块起圈。累倒不累,就是脏,空气不好。再过两天,天热一点了,干这活够呛。
  老张要查账,没来劳动。
  马坡天寒地潮,也有它的特产。马坡的当归远近有名,长得特别好。队上种了一些,不多,不敢多种,怕被上面割了资本主义尾巴。
  美味的当归引来了小动物,当地人叫halang,写出字来是瞎狼,当地人也叫它halaochi,即瞎老鼠。后来知道它的学名是鼢鼠。鼢鼠眼睛不好,小小的,它专钻在地底下打洞,吃当归的块茎,长得肥肥大大。种当归的地里,要是冒出来个小土堆,下面就是它的洞。农民想尽了办法打,可很难打住。有一天打着了一只,我去看了。灰色,眼睛眯缝着,身子上下一般粗,一尺多长,像段粗棍子。真有人想吃它,据说味道不错。公社专门通知过,说不能吃,担心引起鼠疫传播。那时候农民听话,不让吃就马上埋了。
  这儿没河,也没池塘,吃的水清清亮亮的,不知道从哪儿来的。我刚去时很不习惯,一吃了饭就肚涨,涨得很厉害,一拍肚皮就嘣嘣蹦蹦响,擂鼓似的。晚上,我们四个躺在炕上拍肚子,比谁的声儿大。用农民的话说是水太硬,听说是水里矿物质太多。
  马坡有冰雹。不但有,还很多,经常有,估计和海拔高有关系吧。一到了5月底,公社和大队就开始防冰雹了。公社后面那个馒头状的小山顶上,有个小小的房子,有人在那儿值班,昼夜不停。一看见红云飘过来了,就赶快支上土炮打,“嗵嗵嗵嗵”打个不停,直到把红云打散为止。马坡很少下雨。红云,是冰雹要来的前兆,要是挨上一场冰雹,一年的收成就全没了。从五月底起就要防冰雹,一直要防到麦收。谁都不敢大意。
  马坡和兰州只隔了一带山,几十里路,不但气候迥异,习俗也大不相同。
  农民很朴实。领导说干什么他就干什么,领导说怎么干他就怎么干,很听话,我在的时候,没有打架胡闹的事发生。我们二队没有出过大的事,平平稳稳。当然,正在运动里,都知道运动的厉害,也没人敢胡来。
  我们二队很穷。一般人家,炕上铺领苇席就行了,能铺上羊毛毡的就是光景不错的人家,很少。如果能用上被褥的,也就是躺柜上摞着被褥的人家,那就更少了,算是很富很富的人家了。我们二队,只有下台的队长家里才有。
  二队没有副业。不是没能干的事,是上面不让干。墙上到处大字写着“以粮为纲”。大政策如此,谁敢搞多种经营?你要真干了,马上就割你个资本主义的尾巴。没了来钱的路,穷是不用说的了,而且穷得很厉害。
  农民一年忙到头,指望卖了购粮,能分上一点点钱。可队里还得买种子和肥料呢,盘算过来盘算过去,钱还是到不了手。实际上,马坡虽然海拔高,但水多,自然条件还算不错,能变钱的路不少,比如种药材、种蚕豆、养羊、种菜……路是不少,都不敢干,连多养几只鸡都不行,谁还敢大搞副业?二队附近的荒地已经开完了。人那么多,就这么点地,还是高寒山区,怎样才能搞好生产,提高社员的生活水平?没办法。
  风气封建,妇女的地位很低。有一次,我们几个坐在田头说事,身后就是地坎了。一个妇女过来了,想过去拿什么东西,得从我们前面过去。只见她跪下,爬了过去。我奇怪,“你走过去就是了。”她说了:“你们是男人,我要直着身子走过去,老人知道了要骂哩,说我不懂礼数。”
  后来一注意,这样的事还真不少。女人的裤子只能晾在厕所的土墙头上,不能胡放。尤其是例假用的所有东西,绝对不能见天光,要是不慎露了光,那女人能被人骂死。

  本文由任平生先生此稿。感谢作者授权推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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